公元前91年十堰股票配资，长安城的槐叶上凝着血光。
一场因巫蛊而起的政治风暴，正将西汉帝国拖入深渊。在这场震动天下的变乱中，有两个身影虽不醒目，却暗自在推波助澜：左丞相刘屈氂（máo）、贰师将军李广利。
他们一个是中山靖王之子，一个是宠妃李夫人之兄，本应拱卫皇权，却在权力漩涡中害人害己。
一、刘屈氂的上位：踏着宗亲尸骨的丞相之路征和二年（前91年）三月，长安城未央宫传出重磅消息：涿郡太守刘屈氂被拜为左丞相，封澎侯。
此时距公孙贺丞相被诛不过月余，满朝文武尚在战栗，却少有人注意到这位新丞相的特殊身份——他是汉景帝之孙、中山靖王刘胜之子，与汉武帝刘彻是正儿八经的堂兄弟。
《汉书·刘屈氂传》明确记载，刘屈氂并非以才德显贵，其发迹始于“涿郡太守”的地方官职。
展开剩余85%当丞相之位空缺时，汉武帝为何选中这位宗室成员？或许是看中其血缘纽带，试图以宗亲巩固皇权。
却不想，这位表面恭顺的皇亲，早已在暗流中窥伺更大的权力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刘屈氂上任仅十日，巫蛊之乱的导火索便已点燃：直指皇后卫子夫与太子刘据的巫蛊木偶，在太子宫中被“发现”。
此时的刘屈氂，正以丞相之职署理京畿事务，对这场针对太子的阴谋，究竟是不知情的旁观者，还是早已卷入的参与者？史书虽未明言，但其后续行动却暗藏玄机。
二、太子血案第一刀：刘屈氂奉诏平叛的真实面目征和二年七月壬午，长安城爆发激烈巷战。太子刘据因遭江充诬陷，矫诏释放长安囚徒，率市民与长乐宫卫卒组成临时军队，试图诛杀江充及其党羽。
消息传至甘泉宫，汉武帝震怒，急遣使者持节至长安，命丞相刘屈氂“无令反者得出”。
《资治通鉴·汉纪十四》详细记录了刘屈氂的反应：这位丞相非但没有立即组织平叛，反而“挺身逃，故节亡”——竟吓得丢弃皇帝符节，只身逃亡。
此等行为，若不是对太子势力的畏惧，便是故意拖延战机。直到汉武帝派使者痛斥“丞相无周公之风，非斩太子不能塞责”，刘屈氂才勉强集结军队，与太子展开激战。
七月庚寅，双方在长乐宫西阙下展开决战。刘屈氂以正规军对阵太子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，整整五日血战，“死者数万，血流入沟中”。最终太子兵败逃亡，数日后在湖县自缢。
这场被后世称为“巫蛊之祸”的惨剧，刘屈氂作为官方平叛最高负责人，其消极备战与积极追杀的双重姿态，不得不令人怀疑：他是否早已与构陷太子的势力达成默契？
三、李广利的投机：外戚集团的储君豪赌当刘屈氂在长安城内围剿太子时，千里之外的贰师将军李广利，正率军驻守酒泉。
这位因妹妹李夫人得宠而崛起的外戚，此时心中正打着另一番算盘：太子已死，皇位空悬，若能扶立自己的外甥、昌邑王刘髆为储君，李氏家族便可取代卫氏，成为新的外戚巨头。
机会出现在征和三年（前90年）春。李广利即将出征匈奴前，特意到长安与刘屈氂饯别。
据《汉书·李广利传》记载，两人在丞相府的密室中达成交易：李广利出征期间，刘屈氂负责在朝中运作，推动刘髆成为太子；若事成，李广利在外掌军，刘屈氂在内秉政，二人可分掌文武大权。
这场交易的关键，在于刘屈氂的妻子与李广利的女儿——这对亲家早在数月前，便已在长安城中频繁往来。
更令人咋舌的是，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刘屈氂的妻子竟在某日夜半，于长安郊外的祭台上“祠祭祝诅”，祈求汉武帝早日驾崩，刘髆能顺利登基。
这种形同谋反的举动，身为丞相的刘屈氂竟默许纵容，可见其野心已膨胀到何种地步。
四、阴谋败露：内者令郭穰的告发征和三年闰九月，一个叫郭穰的内者令（掌管宫廷帷帐事务）向汉武帝呈上一份密奏，内容令皇帝浑身发冷：丞相夫人诅咒陛下、贰师将军与丞相共谋立昌邑王的证据，被一一罗列。
这些证据包括丞相府 servants的口供、祭台残留的祝诅文书，甚至还有李广利写给刘屈氂的密信草稿。
《汉书·刘屈氂传》详细记录了汉武帝的暴怒反应：“有司案验，罪至大逆不道。”经廷尉会审，刘屈氂被认定犯有“祝诅主上”“欲危宗庙”之罪，按汉律当斩。
而李广利因正在前线作战，汉武帝暂未发作，却立即下旨将其全家收押入狱。
戏剧性的是，此时李广利正率军深入匈奴境内，得知家族被抓的消息后，竟做出惊人之举：为求戴罪立功，他不顾士兵疲惫，强行挥军北进，试图以一场大胜换取汉武帝的宽恕。
却不想，这场孤注一掷的冒险，最终导致七万汉军埋骨漠北，李广利本人也兵败投降匈奴，成为西汉史上投降敌国的最高级别将领。
五、终极审判：腰斩于市与族灭之祸征和三年十二月，长安西市上演惨烈一幕：左丞相刘屈氂被押至腰斩台，其妻子儿女被绑在一旁，先于他被斩首示众。
据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记载，行刑当日“观者如堵，皆言丞相罪有应得”。这位曾位极人臣的宗室贵胄，最终以“与贰师共祷祠，欲令昌邑王为帝”的罪名，成为西汉首位被腰斩的丞相。
而远在匈奴的李广利，也未能逃脱厄运。当他得知全家已被汉武帝诛杀殆尽时，仰天长叹：“我为汉室立功无数，竟落得如此下场！”
匈奴单于得知其与汉朝的深仇大恨，反而对他礼遇有加，甚至将女儿嫁给他。
但仅仅一年后，李广利便因遭匈奴贵族嫉妒，被设计杀害，死前怒骂：“我死必灭匈奴！”其结局之惨，实为外戚干政的典型悲剧。
六、正史铁证下的连锁反应刘屈氂与李广利的倒台，看似是两个权臣的个人悲剧，实则揭开了巫蛊之乱的深层脉络。
据《汉书·武帝纪》统计，从征和二年至征和三年，因巫蛊案被牵连诛杀者超十万人，长安城内“流血漂橹”，帝国元气大伤。
太子刘据死后，汉武帝虽颁布《罪己诏》，却再未立储，直至临终前才仓促指定年仅八岁的刘弗陵为帝，为霍光专权埋下伏笔。
李氏外戚集团覆灭后，汉朝长达数十年的外戚与皇权的均衡格局被打破，但随之而来的权臣专政，却让西汉王朝一步步滑向衰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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